前排左起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
作者/吕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
1986年夏天，在父亲吕振羽去世六年后，母亲江明作出了一个对全家具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即把家中近三万册珍贵藏书及北京城中心四合院住所全部赠与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吉林大学。这充分体现了母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也圆满实现了父亲的生前意愿，得到全体家人的赞同。吉林大学校领导十分重视，决定在北京老校长故居建立吕振羽纪念室，在吉大图书馆设立“吕振羽江明藏书纪念室”，专门保管这些图书古籍。三十余年来，吉大吕振羽江明藏书纪念室接待了不少国内外的来访学者、各级领导，在学校教学工作中发挥了有益作用。如今《吕振羽江明藏书书目》经过吉大图书馆老师们悉心整理，即将出版发行，我闻讯十分高兴，这些书目出版既可供社会广泛利用父母亲珍藏的古籍图书，也会很好地适应今后学术界人士的各方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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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青少年起即酷爱读书，嗜书成癖。1926年9月自湖南大学工科毕业后即投身北伐，后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戎马倥偬之余，他都要挤出时间读书、研究和写作。他从1928年7月来到北平，先从事编辑著述，1929年后先后到朝阳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开始了繁忙的著述、教学活动。在北平期间他搜集了大量的图书资料，相继有《障碍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等一系列有政治、学术影响的论文发表，同时还有《中国外交问题》《中日问题批判》《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专著陆续出版。在古代史研究领域他首创殷商奴隶说、西周封建说。这一段在北平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是他一生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的黄金时期。听母亲说，当时为了研究学术问题，父亲常常带着几个烧饼，终日呆在北平图书馆看书、抄卡片。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阅读《萸江诗存》一书中“尝读书竟夜不寐，倦则绕案走，后竟不复思卧。自言冬夜火尽，寒气自足趾入，渐至胫膝，又渐至股髀……”之处深有同感，在当页书眉处，他用毛笔批注：“予一九二九至三十年间在北平赁居无廊南房，冬季伴小煤炉读书。至夜深炉火早灭，初不自觉。既而觉一丝奇冷，最后则但觉两腿麻木而已。”（《萸江诗存》吕振羽批注） 在北平中国大学担任教授期间，他曾住在西单牌楼西南“东太平街一号”中的一个小院。院中有几间北房为卧室，靠南有一小土山，山上有两间小房子作为书房兼会客室，即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序》中称的“风雨频袭之一小楼”，他在此会见友人、学生和进行著述研究（《长留雅咏足三湘·荣孟源〈我的老师吕振羽〉》）。
1937年因芦沟桥事变，父亲得悉名列敌伪缉捕名单，不得不化装离家脱险，九年来辛苦搜集的大批图书资料、笔记、卡片连同《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手稿都遭损毁遗失。1937年9月，他奉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到长沙，创办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1938年9月，他提议并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在家乡武冈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由于讲学院革命影响日渐扩大，后来被国民党派兵查封，所撰讲稿及图书资料等尽被国民党以“赤匪”名义搜出禁毁（所幸族人从废纸堆中捡出少许图书资料，包括《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手稿三册、《少年烬余录》等得以保存下来）。 1939年9月，他奉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调令来到重庆从事统战、宣传工作，曾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1941年4月“皖南事变”后奉周恩来指示，经香港、上海赴苏北新四军军部，在中共华中局党校任教。1942年3月，他奉毛泽东电召，随刘少奇从苏北出发，长途行军，历时九个月到达延安。曾任刘少奇政治秘书。1943年1月到延安后，他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他的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在延安新华书店再版发行，该书出版得到了毛泽东的关心。1942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出版工作时提出“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394页）。1945年“八一五”后他主动向党组织要求奔赴东北解放战争前线，先后亲历冀热辽剿匪反霸、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参加“三人小组”谈判（为冀热辽解放区争取了大批救济物资）、辽东省城市管理与农村土改。从1937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他虽然有一些论著发表或刊印，但可惜都因战争环境和条件限制，上述文献资料大部分个人都没有保存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活的安定，因著述的需要，父母亲在东北工作时就开始了购置和收集少量古籍图书。他几次因公出差来京，看到隆福寺等处地摊中杂陈的图书、碑帖经历风吹日晒，十分痛惜，对母亲说：“这是祖国的宝贵遗产，很快就要成粉了，我们一定要把它收集起来。”1955年7月，父亲因患病（不明原因头疼，彻夜难眠，久治不愈）经高教部批准从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任上来京离职休养。高教部曾安排他住原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旧居，遭到他拒绝，后住在地安门中国科学院干部宿舍。9月他率中国科学院东方学代表团赴民主德国开会，得会议之便赴东德眼科医院会诊，诊断为患脑下垂体肿瘤。之后经组织批准转到苏联莫斯科神经外科医院进一步住院治疗。在苏联医生长达半年的精心治疗，父亲的脑部肿瘤得到缩小，头痛消失了，视力、视野逐步得到了恢复，1956年6月回到北京。
父亲因脑病治疗需要安静场所，又不愿增加国家负担，经组织同意，父母亲用自己多年积蓄和稿费购买了西城区府右街附近一所四合院（原址为西单石板房甲19号，后改为西黄城根南街50号）。自此有了宽敞著述、藏书条件及幽静的生活环境。院内南边种有一株老枣树、一株海棠树，北边种有二株梨树，中间有一小花坛。北房5间为父母亲书房及卧室，东房3间用来藏书和会客，西房3间为子女住房及餐室，南房中间一间存放杂志、报刊，东西各一间为公务员、保姆居住。经过回国后进一步治疗，父亲的脑瘤明显缩小，视力得到了恢复，可以进行研究与著述。
那时父亲收入比较高，刚到北京时他的每月工资为380余元，后减为350余元，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津贴每月100元，母亲每月150多元，两人合计有600余元。此外父亲还有数目不等的稿费收入。但是父、母亲自奉节俭，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每月除留100余元用于全家生活费、报刊费及子女亲友学费外，其余500元及稿费全部用来购买藏书，有时还不免赊账。“年关各书店结账，目前还没想出办法偿还。” （《吕振羽全集·十卷·致李野吕修齐信》652页）。家中至今还保留着公务员包坤记录的当时生活账本，每天的一笔笔开支十分详细，十天一小结，一月一大结。如1957年12月份共花费123.1元，其中包括每天“肉菜、鸡蛋、茶叶费、米面、食用油、牛奶、水电、蜂窝煤”等日常开支。再如1959年7月6日至8月4日共用费90.51元，账本上还留有父亲“上月结余9.49”字迹。那时家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奢侈品，只有一台北京牌电视机，应该是1959年买的，那一年北京有了电视台。
当时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地古旧书店及私人书商是他们休息时常去的地方，有的书商如吳世寅等与父亲成了好朋友。古旧书店每逢有了新进古籍，会主动打电话告知，并送书上门。外出开会时，父亲如有空也去当地古旧书店买书。1962年12月去湖南参加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他三次去长沙古旧书店、文物商店参观，“购买书画、字帖共计400余元”（《吕振羽全集·十卷·王船山学术讨论会日记》526页）。
经过多年来的收集，家中藏书已蔚为可观。从甲骨金石、考古、艺术、民俗、社会调查到稗史杂记、笔记、游记、民族史料、党史、地方志、碑帖等均在收集之列（还有各地旧报刊不下数十种）。内容涵盖文、史、哲、经、宗教、自然科学各方面。除马列精平装书1万余册外，线装古籍书近2万册，多元、明、清珍善本。如元大德十年（1306年）、《大宗地玄本论》是释家精品，明洪武蜀刻《诗集传》、正统内府刻《五伦书》、天顺吉州刻《欧阳文忠公集》、正德浙中刻《止斋先生文集》、弘治释真空撰《新编篇韵贯珠集》、万历蜀藩刻《通鉴纲目全书》、闽刻套印本《孟子》、嘉靖袁氏嘉趣堂刻《文选》、《汉魏诗纪》、《龙川先生集》、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十三经注疏》及石拓碑帖，都是难得的善本。在所藏清康乾刻本1300多册中，以康熙钦定《词谱》、武英殿本《西清古鉴》为代表。其中尤以钤有“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于右任书章”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中《甫里集》抄本为少见珍本。其他如千册一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九通》《四部备要》《四部丛刋》等均属善本之列。此外北房外东边小房还保存有不少解放区旧报纸，按年月装订，1960年左右这些报纸都捐给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前些年著名元史专家周清澍曾来父亲纪念室参观，他回忆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经历往事，著名文献学家、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先生和他们说过：“吕先生家有藏书三万多册，很了不起。”
由于长期阅读古书，父亲对古籍善本也有一定鉴别能力。如1957年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吉林视察，抽时间去东北人民大学与师生见面，之后又特地去校图书馆参观。在当天日记上记下了对有关校图书馆新近宋明版本看法：“近两年所购宋明版本书籍，为数已近千种，多为明末版。其中以《西厢记》《水浒传》为最可贵。《春秋传经解》一书，该馆人员谓系宋版，实则纸及本文字体似宋版，而注字体却非宋体而为明体，墨色亦不易定为宋版者。”（《吕振羽全集·十卷·吉林选区视察日记》455页）。
凡外出开会，父亲都尽可能去各地图书馆看书，了解藏书及版本状况。1961年7月受乌兰夫同志邀请同中央民委访问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参观时，他特地去内蒙古大学资料室参观。同年10月应邀去湖北出席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后与吳玉章、范文澜等同志又赴河南郑州、洛阳访问，参观了河南图书馆。在日记中对此特别作了记述：“该馆在解放前仅有书18万册，解放后连年搜集，现已有80余万册，内线装古书60余万册，且多善本及抄稿本。《左传集解》似可能为伪宋本，纸墨色、字形及该馆所查，对元、明不避讳等等。另有数种，印制甚精美，不避宋、明讳，大致可定为元本。稿本中署为《民史稿》者一书，仅二十帙，搜罗古史中无官位者之事迹及近代、现代河南地方无官位者之事迹。究竟内容如何，惜未能详看。此书辛亥以后之作也。另有稿本数种，要皆可作为地方资料，应予珍重……所藏明代版巨幅全国地图一册，珍品也。其他可珍贵之物，似尚不少，仓卒未及一一过目。” （《吕振羽全集·十卷·南行日记》499页）。
1962年11月他应邀赴长沙出席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尽管日程紧张，临回北京前他还特地抽时间去中山图书馆，“看了一些宋、元、明善本书。旋即馆长室，看邓绎《云山读书记》稿，颇有所得。邓氏学说确有不少进步的东西。邓之著作，似是多在旅行与活动过程中写的。”（《吕振羽全集·十卷·湖南王船山学术讨论会日记》499页）。
为购书，母亲也自学了鉴别版本和碑帖方面知识，不少名刻古籍都是她力主搜集的。侧重版本精良和著述需要是他们购书、藏书的主要原则。为了妥善保存藏书不致霉变虫蛀，需要及时晾晒、放药，这耗费了母亲不少精力。因为她在故宫博物院党委工作，为业务学习需要，有意搜集了一些明清字画，有宋旭、张瑞图、李方膺、郑簠等人（1991年母亲将家中、珍藏明清字画十二件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古籍藏书，母亲还从北京古旧市场精心购买了三四十个带玻璃的硬木书柜及樟木书箱，如今也捐献给了吉林大学。
凡家中藏书，不论平装、线装，一般在图书封面钤盖“明羽图章”、扉页盖“振羽江明图书”印记。由公务员包坤负责盖书章。很多书籍上都留下了父亲阅读时留下的批注、跋文，多达几百、几千字不等，也有的整本书都有批注，充分反映出他博览群书、好学不倦的治学精神。如在阅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两书几乎每页都留下他用红或蓝笔的批注、勾划与评语。反映他极为重视并仔细研读郭老、范老的著作与自己学术观点的争鸣。前几年编辑父亲全集时我特意搜集了一些他在一些书籍上的批注、跋语，内容涉及版本、史料价值、思想倾向、对著者评价等方面（详见《吕振羽全集·九卷·批注、跋语》762至779页）。
如他在宋代哲学家、永嘉学派代表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一书首页写道：
“永嘉学起于程门别派周浮沚，而成于叶水心。水心在当时乃与道佛及所谓曾子、子思、孟轲而后之儒学相对立之唯物论派，虽然是不彻底的唯物论者。”在书中“奏议 法度总论”一条批注：“法古与变通”“法度的演变，是随时势而异的；去敌害，是古今共同的。” （《吕振羽全集·九卷》768页）。
在《事物纪原集类》（宋高承辑，明阎敬校正，明成化刻本）一书首页题记：
“孙星衍《廉石居藏书记》谓《事物纪原》十卷有正统时南昌阎敬序，称逸作者姓氏，又称书录解题云系开封高承撰。并谓遗原双溪赵彬序。似即是本（是本与孙氏所述卷数亦同）。惟孙谓‘明胡文焕刊之’，是本阎敬序谓系其本人奉父命而锓梓流传。是本之成化八年平阳通判成安李果序，谓正统试京闱时所见《事物纪原》一书系江右颐安胡先生所传正统时南平赵弼先生所删订，李又于景泰时得颐安所传阎敬所校正之旧本全集，较赵删本事倍而详，对赵删本亦多所指摘，且多得当。因是渠参照两本加以批点刊行，即此本也。 星衍同书又谓有《事物纪原》二十卷，明正统时赵弼序，云‘明祭酒南昌胡俨撰’；又称本人曾加以删削增益。是即李果所称之赵删本。 星衍谓‘此书所载事物琐碎，亦未能溯原’，予以此未免对前人苛责太过，对是书之全部精神亦未能完全透彻。 振羽 一九五七年八月记” （《吕振羽全集·九卷》766页）。
再如清代史学家、藏书家傅以礼（字节子）撰有《华延年室题跋》一书，这是一部有关明清史料版本源流、文献研究及古籍辨伪的专书。父亲对傅书所列64种明清史料，一一分别加以评论。仅举其中数例：
如在《钦颁武英殿聚珍版书闽刻本》一书批注：
“这不能掩盖其削改、销毁古籍之罪过。他们并正以此为削改、销毁古籍之手段。聚珍版之由来。江、浙、闽诸椠及其情况。续修闽刊本经过。光绪间重修之闽刊聚珍版，依傅以礼此文，实较乾隆原刊及江、浙、闽初刊为佳且多。傅等于此重刊，亦实具有功绩。”
在《尚书注》一书批注：
“金履祥是积极主张抵抗元蒙南下的爱国志士，是朱子学派的理学家，又是宋末元初的爱国史家。史学著作有《通鉴前编》等”。
在《明鉴易知录》（载有乾隆时奉诏销毁事）一书批注：
“乾隆销毁真史伪造历史之又一罪过。在这里吴楚材与傅氏兄弟对保存明代史实是有贡献的。”
在《夷氛闻见》一书批注：
“梁廷枬撰。为研究鸦片战争之珍贵史料，应觅取其所著《籐花馆十种》全部。”
在《平滇始末》《国史唯疑》《先朝遗事》《国变录》等书分别批注：
“有关吳三桂反清的重要史料”“南明永历及川楚滇黔事之重要史料”“著者为背明降清亡臣，所述明事仅可供参考而已”“有关李自成农民军史料”。
他对《华延年室题跋》著者傅以礼的编纂观点既有批判，也有肯定。如在：《江上遗闻》一书批注“节子于此不免为清朝掩盖而歪曲史实”。对傅编《也是录》《三垣笔记》两书分别批注“节子是编真是好文章”“以节子补校本为可珍，宜觅取。”（《吕振羽全集·九卷770至776页》）
从上所述，反映出他勤于读书、史识渊博和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评议古代史著的治学精神。总之，阅读这些批注、跋语也对我们研究和丰富他的学术观点、史学思想和鉴定古籍版本都有一定裨益。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已有《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八部学术专著和一百多万字论文发表；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旧著不止一次再版，大都经过修订补充，并撰写新作。1955至1962年来北京后这一段时期，是他学术事业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这也与生活安定，摆脱行政事务，同时收集了大量古籍藏书有很大关系。以1959年版《简明中国通史》为例，在母亲的协助下，修订本与初版本相比，内容增加了20多万字。为便于读者阅读、研究，对引文题解增加的注释就有1千多条。其广征博引大多来自家中藏书。1963年1月，父亲因“历史问题”受到组织审查，但家中全部藏书仍由母亲含辛茹苦精心保管，按时施放防虫药或晾晒。有的古籍书店曾上门提出转让一些善本图书，遭到母亲严辞拒绝。她还继续购买文史方面图书（主要是平装书），为父亲今后开展研究工作做准备。
中国自古以来，知识文人就有收藏图书的优良传统，历代赓续不绝。清代文人缪荃孙曾有“黄金散尽为藏书”的名言。有的人把藏书作为家族财产，“代不分书，书不出门”；有的人为纪念历史名人而收藏，也有的人为学而藏。我想父母亲应该属于后者，还有就是为了保护古代典籍不致流散损坏的需要。关于日后如何处理家中藏书的安排，父亲先后曾有过如下想法：1962年2月致侄吕显楚信中提到“我到莫斯科治病时，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同志们曾提出，希望我将来把个人的图书赠送该所……我自己又有这样打算，将来不能使用时，全部送给中央高级党校或送给塘田市第四中学。”（《吕振羽全集·十卷·致吕显楚信》653页）。1976年后他曾对我说过：“我买这些书是为了工作与著述的需要，一可省去借书的时间，二也可以减轻图书馆的压力。我如果不在了，这些书就留给妈妈使用。妈妈不在了，就把它们交给国家。”多少年来他一直保持着长期的生活习惯，不喝酒，不讲吃，出国诊断得脑瘤后就戒了烟。在我记忆中，父母亲从不下饭馆，唯一的一次，是二姐爱梅结婚时在西单的曲园酒楼请亲友吃了一顿饭。有至深关系的师友如李达先生等来家，至多去附近的砂锅居买两个菜。他一生不喜交游，除了偶尔看看京戏，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研究、著述上。父亲的一生，亲历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在大连大学、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东北人民大学、中央民委、中央党校担任过一些行政、学术工作。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一名学者和读书人。母亲的经历也大体如此，1937她在民国学院读书时即加入进步组织，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在大连沙河口区委、长春市委党校、中央文化部、故宫博物院工作。她担任党务工作之余，倾力支持父亲的藏书嗜好。总之，从爱书、读书到藏书是父母亲数十年来的共同追求和爱好。《吕振羽江明藏书书目》的出版，正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真实写照。2010年以后，有十余位学者参加，共同编辑《吕振羽全集》，历时四年。为保证出版质量，全集编委会规定凡出版过的图书古籍引文，应进行史料校核。据我所知，全集中大多数古籍引文都是根据北京吕振羽纪念室的藏书校核的。著名教育家匡亚明同志说过，“吕振羽走进书斋是学问家，走出书斋是革命家”。父亲的一生，的确是学者与革命者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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